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深入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提出了2035年遠景目標和“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指導方針和主要目標，明確了“十四五”重點任務和工作部署，繪就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宏偉藍圖。礦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之一，為國家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在“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形勢下，礦業將如何應對挑戰、把握機遇，實現礦業高質量發展？本報從本期起推出系列述評，“拋磚”以“引玉”，以期和業內人士共同探討。
能源是經濟、社會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物質基礎，是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內容。我國既是世界能源生產大國，也是世界能源消費大國。加速發展能源工業，保障能源和戰略性礦產資源安全，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點，也是中國礦業企業責無旁貸的義務。
事實上，近年來，隨著礦產資源安全問題日益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關注的焦點，礦產資源安全戰略已成為國家經濟安全戰略的核心。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將保障礦產資源安全作為國家資源戰略的首要目標。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指出，確保國家經濟安全。加強經濟安全風險預警、防控機制和能力建設，實現重要產業、基礎設施、戰略資源、重大科技等關鍵領域安全可控，保障能源和戰略性礦產資源安全。
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礦產資源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得到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
2013年5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指出，要加強礦產資源勘查、保護、合理開發，提高礦產資源勘查合理開采和綜合利用水平。
2014年6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能源安全是關系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性、戰略性問題，對國家繁榮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社會長治久安至關重要。面對能源供需格局新變化、國際能源發展新趨勢，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必須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是長期戰略，必須從當前做起，加快實施重點任務和重大舉措。
在這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還特別強調，經過長期發展，我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形成了煤炭、電力、石油、天然氣、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全面發展的能源供給體系，技術裝備水平明顯提高，生產生活用能條件顯著改善。盡管我國能源發展取得了巨大成績，但也面臨著能源需求壓力巨大、能源供給制約較多、能源生產和消費對生態環境損害嚴重、能源技術水平總體落后等挑戰。我們必須從國家發展和安全的戰略高度，審時度勢，借勢而為，找到順應能源大勢之道。
尤其是在當前疫情防控進入新常態的形勢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作出了“六穩”“六?！睕Q策部署，將“保能源安全”和“保產業鏈供應穩定”擺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要保障能源和戰略性礦產資源安全，為經濟安全夯實根基，必須在立足國內，堅持“開源”與“節流”并舉基礎上，樹立全球資源觀，堅持“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積極參與國際產能合作。
我們應當看到隨著我國全面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當前礦產資源安全尤其是能源和戰略性礦產資源還面臨著眾多新挑戰，“礦產資源家底較為薄弱、礦產資源需求持續旺盛”的矛盾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從實現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礦產資源保障程度看，我國礦產資源需求增長旺盛，保障嚴重不足，對外依存度逐步逼近臨界點，礦產資源供求矛盾日益加劇。我國雖然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產國，但是能源稟賦不高，煤炭、石油、天然氣資源人均擁有量較低，能源約束矛盾突出，能源供應保障壓力巨大。
有關數據顯示，2019年，原油、天然氣、煤炭、鐵礦石、銅精礦進口額約占我國礦產品進口總額的85%，在礦產品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原油、煤炭、天然氣進口量分別高達5.1億噸、3億噸、1億噸，對外依存度分別為78%、7%、43%；鐵礦石、銅精礦（實物）進口量分別為10.7億噸、2200萬噸，對外依存度分別為85%、78%。2019年，我國有2/3的戰略性礦產存在較高的對外依存度，其中約有1/2的戰略性礦產對外依存度超出了50%。
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等戰略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我國戰略性礦產的需求仍將持續維持在高位態勢，特別是一些用量較小的戰略性礦產（如稀土、鈷、鋰等）需求還將快速增長。2019年，我國有2/3的戰略性礦產存在較高的對外依存度，其中約有1/2的戰略性礦產對外依存度超出了50%。
而在國內礦產資源保障能力上，雖然還有一定潛力，但礦產資源供應中“兩個跟不上”（即新增資源儲量跟不上儲量消耗的增長速度，大宗礦產品生產供應跟不上實際消費增長的速度）問題依然突出，而且開發利用難度日益增大。據中國礦產資源報告（2020）顯示，2019年，石油新增探明地質儲量11.2億噸，其中，新增探明技術可采儲量1.6億噸。頁巖氣新增探明地質儲量 7644.2 億立方米，其中，新增探明技術可采儲量 1838.4 億立方米。煤炭新增300.1億噸，較上年明顯下降。主要金屬礦產中鐵礦、鎳礦、錫礦、金礦明顯下降。
值得欣慰的是，近幾年來，我國加大了油氣資源、地熱資源的調查評價工作，完成了“十三五”全國油氣資源評價，系統評價了常規油氣、致密油氣、頁巖油氣等 10 種資源類型，渤海灣、鄂爾多斯、塔里木等 129 個盆地（地區）的潛在油氣資源。
但是，從總體上看，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發展階段，礦產資源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瓶頸，我國礦產資源約束趨緊的態勢沒有改變，資源保障正在經受資源家底薄弱、全球市場配置能力不強等挑戰，加之在本次疫情中暴露出供應鏈安全和運輸安全等問題，使得我國礦產資源形勢更為嚴峻。
所以，要確保能源和戰略性礦產資源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對礦產資源的需求，必須以“十四五”規劃為引領，按照堅持總體安全觀，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和結果導向，堅持底線思維，增強自主可控，健全供應鏈和提高抵御風險能力的要求，以提高國內資源保障能力為基礎，以提升全球配置資源能力為重點，以保障礦產資源供應和全產業鏈安全為目標。一方面要著力從體制、機制等方面精準施策，加強礦產勘查，廣開“礦源”，設立重要礦產資源保護區，構建資源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協調發展新機制；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擴大國際礦業產能合作。
在立足國內方面，要以滿足高質量發展需求、構建資源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協調發展新機制為目標，加強勘查工作，力爭新形成一批資源戰略接續區，保障國家資源供應。對優勢礦產集中區、已探明經濟價值高、對經濟發展作用重大的能源、戰略性礦產地設定“礦產資源保護區”。
要通過推進礦產資源領域機制、體制改革，建立有效的礦產資源保障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釋放政策紅利，激發市場活力，調動地勘部門及礦山企業找大礦和用好礦的積極性，不斷提高資源的保障程度。同時，還要調整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結構，優化區域開發格局，規范空間開發秩序，推進綠色勘查開發。以戰略性礦產為重點，在綜合考慮資源稟賦、開發利用條件、環境承載力和區域產業布局等因素的基礎上，通過制定重要礦產地保護區法律制度、完善資源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約束機制、健全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創新機制、全面推進綠色勘查和綠色礦山建設等，建設一批大型能源資源基地，作為保障國家資源安全供應的戰略核心區。此外，要創新資源開發和生態環境保護新技術新方法，積極推動礦山企業由機械化向數字化、智能化礦山邁進，全面推進資源綠色開采、清潔運輸、循環利用和礦區環境綜合治理，確保礦山安全生產，提高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率，減少廢棄物對地表的擾動，實現資源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協調發展。
在礦業國際產能合作方面，要堅持對外開放與合作，持續深化礦業國際合作，提高全球資源治理能力，構建從供應國經通道國到消費國的供應鏈保障體系。要發揮好中國國際礦業大會、中國-東盟礦業合作論壇、“一帶一路”國際地學合作與礦業投資論壇等國際礦業合作平臺的作用，繼續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為契機，引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采取協調一致行動，積極開拓非洲、拉美及周邊國家市場，兼顧礦業發達國家，全面融入國際資源經濟新格局，實現境外資源勘查開發。其中，在油氣合作方面，要充分預估單邊主義對我國油氣安全影響的嚴重性，抓住全球能源經濟新格局重塑的機遇，建立并鞏固中國-俄羅斯和中國-中亞油氣的穩定石油供應鏈，增強貿易體系能力建設，保障進口穩定與運輸通道安全；在金屬礦產方面，加強與南美、非洲等地區有關礦業大國的合作，實施核心國家和地區礦業投資保障工程，增加市場資源供應量，提高我國戰略性礦產資源產業鏈與供應鏈抵抗不確定性風險的能力。
